何祎金 

学科史视野下的方法异化、计算想象 与大数据社会学

在社会学学科历史的不同阶段，社会学危机的理论话语围绕方法问题形成了不同的阐释。从20世纪中后期方法的异化到数理社会学和计算想象的发展，以及21世纪数据洪流带来的新挑战，对方法的理解和阐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大数据分析在学术领域之外的高速发展，为当代学者拉响了学科危机的警报。在对数据和方法的工具主义阐释之外，形成了新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亦通过纳入历史与理论的视野，拓展和延伸了大数据社会学的讨论。不仅触及了学科的历史、当前境况与发展前景，也为在理论上重新思考方法和数据在当代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提出了要求。

李桂奎

“目观”文化与中国写人文论的统绪性

在中国传统文学及文论史上，味觉、听觉、视觉等感官感觉在抒情文论、叙事文论、写人文论建设中有着不同的功用和地位，并由此导致三种文论生发的不平衡性。随着诗骚文类的早熟，基于味觉审美的抒情文论得天独厚。就共同处于劣势与弱势的叙事文论与写人文论相较而言，前者尚且能够伴随着“史传”的叙述经验而有较大发展，后者则虽能有“绘画”写真经验支撑，但仍显得步履蹒跚。同时，传统“贵耳贱目”观念对偏于听觉审美的叙事文论发挥了助推作用，而偏于视觉审美的写人文论则主要得力于传统“目观”文化支撑，有幸兼得诗赋之“观物取象”与绘画之“传神写照”等文论观念哺育，至明清在戏曲小说批评中也获得了迅猛发展。随着人们对“画境”审美的不断追求，各种戏曲小说批评纷纷以“观象得意”“观画得趣”之类的评语来评赏写人文本，使得写人文论逐渐达到某种统绪性的境地。

孟 捷

制度变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重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一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著作。今天看来，斯大林的这部著作一方面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另一方面也制造了一种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大功绩，是将生产关系界定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联系生产力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然而，斯大林的失误也存于此。《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虽然试图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却回避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关系的内部矛盾及其改革的必要性，进而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述成与生产关系（所有关系）变革无关的，单纯表达手段（生产力）与目的（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间联系的抽象规律。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的批判性反思，一方面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超越，另一方面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声。

崔 兵 卢现祥

法律与金融关系的理论逻辑——基于 LAF和LIF 两种理路的比较研究

厘清法律与金融关系的理论逻辑是正确认识二者关系的前提。通过比较“法与金融学”(LAF)及“金融的法律理论”(LIF)对法律与金融关系的研究发现：前者声称法律单向度决定金融，后者则认为法律与金融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但二者在法律与金融关系“为什么应该是怎样的”层面存在逻辑缺环，均未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逻辑。回归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传统，能够明晰法律决定金融的逻辑机理，重构“法与金融学”的理论逻辑。而只有引入不确定性视角和制度的认知本质，方能打开法律制度变迁的黑箱，深入分析法律与金融双向作用、共同演化的机理，进而为“金融的法律理论”构建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法律与金融的互动逻辑，对于理解金融制度的选择至关重要，更有助于深化对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及数字金融等金融新业态的认识，推动形成逻辑自洽并具备可行性的金融政策建议。

吴新叶

算法赋能的场景议题与应用框架——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对象

仅就数字政府建设而言，技术赋能已经进入2.0时代，应用标志是算法营造的场景聚焦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实现，而不再视效率为唯一目标。数字算法的场景议题涉及决策辅助、公共组织变革、权力与公共价值目标等核心领域，对政府治理主体的赋能体现在个体和组织两个不同层面。理解数字赋能需要回归算法场景，基本框架由职能优化、协同合作、交互、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等构成。与之匹配，数字赋能的实现则需要在算法场景利用、场景改造和场景转换中寻找解决方案。

曾盛聪 董沁昕

“赋能”与“挤出”双效应下数字治理的“补丁”策略——基于代际发展权的分析框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大大加速了当代中国数字治理的发展，“数字赋能”与“数字挤出”是数字治理的背反式效应，老年群体被数字挤出成为数字鸿沟新形态，引发了社会对数字治理下代际发展权问题的关注与聚焦。代际发展权视域下老年群体“数字挤出”吁求对数字治理的再治理。为此，既要打好“技术补丁”，打造友好型“乐龄数字”管理；又要打好“制度补丁”形成“数字挤出”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与精细化、效率性与公平性同步提升。数字效率与治理公平双向同构，既是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基本方向，也是代际发展权的现实展开方式。

贺仲明 蔡杨淇

文化的过渡与文学的新生——论《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复杂意义

茅盾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从多个层面反映“五四”前后新旧文化的过渡，表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革和时代特征。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文学形式上，茅盾尝试突破以往的创作模式，回归到小说艺术、自身成长经历和传统文化价值观，表现出突出的本土化艺术风格。但在这部作品中，茅盾也面临艺术自我的回归与时代创作要求之间的冲突，导致该作品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新旧文化过渡等问题时存在艺术上的失衡。

朱振武 郑 涛

古尔纳《天堂》的隐喻叙事与殖民创伤

《天堂》是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延续了古尔纳“用英语书写非洲故事”的特点，借由非洲孩子优素福的被奴役经历，再现了非洲殖民史。小说运用大量隐喻进行隐含叙事，以揭露殖民给非洲带来的创伤，从而聚焦身份认同的多重危机，对探究后殖民时代处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异邦流散群体的去向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唐代兴

善抑或恶：人工智能的根本伦理问题

“利用自然来服务人”，构成技术的原发动机和目的。这一原发动机和目的构成技术研发之“度”：在其度内，技术向善；逾越其度，技术向恶。以此观以人脑为资源开发对象的人工智能技术，却是以“利用人脑来服务人和发展社会”为动机和目的，其反人本的物本主义诉求内生出无解的伦理困境，因为无限度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最有可能将人引向被技术和技术物奴役的道路。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行方法，是将人工智能作为根本的制度和法律问题，纳入以权利为准则的制度体系和以法权为准则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之中，制定限度开发的边界法则，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限制在模拟人的智商领域，使研发的智能产品成为“一般意义的上手工具”。

魏屹东

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智能吗？

关于“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智能”这个被普遍关心的问题，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即人工智能为什么不会超越人类和为什么会超越人类；前一个问题的典型观点是塞尔的生物自然主义，后一个问题的典型观点是库兹韦尔的奇点论。这两方面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智能机AlphaGo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的理性策略是否会产生有意识智能；具身人工智能是否需要生命作为前提；意识是否是粒子排列组合的涌现特性；泰格马克预测的生命3.0或玛蒂娜的虚拟人未来能否出现。最终由这些问题推出：意识问题不解决，人工智能能否超越人类就始终是一个谜。

张 媛 袁祖社

发展本质的反思与“后物质时代” 的文化价值观变革

面对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生产的“增长式发展”，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足迹”已经出现了“过冲”现象，无极限的增长不但使人与自然关系紧张，而且还制造了贫困、不公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用物质增长来满足非物质的需求不仅是一种无止境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错误做法，而且还让人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和无意义。文化的本意在于追寻美和完满，在于使人获得自我的完善，恢复人性的价值内涵和心灵本真。“后物质时代”的发展是价值、质量和品质的关照性发展，现代人应当基于文化的价值审视发展，在物质生活方式的定义和界线上做出改变，树立一种关注生活质量、生活品质和生活品味的合理合意的生活方式。通过对文化之美好本质价值的追寻，以期浸染美和完满的心理，引导发展走出物质拘禁的泥沼，转而关心人的心智成长和良善性格的培育，从而走向一种向善、向美的和谐生活状态。

袁志伟

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

侯外庐的中国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运用的重要成果。侯外庐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包括历史、宗教和社会三个维度，三者分别体现出他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性思考、结构性思考和现实性思考，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反映出侯外庐自觉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解决中国学术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关切。这些研究观点和方法论有助于我们从学术研究角度明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范式”的建设途径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张维烈 翟斌庆

空间正义视阈下中国交通发展的战略选择

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引领性和先导性作用。交通发展是变革空间生产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是促进空间正义的重要途径。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三阶段的演变，区域空间格局也经历了相应的演变过程。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是交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空间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新时代中国交通发展的战略选择应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坚持差别原则和综合均衡原则，探索交通发展的空间正义策略，合理运用权力逻辑和资本逻辑，促进区域空间交通的均衡发展，缩小交通发展的空间差距，以彰显空间正义。

蒋凌楠

同盟怠工策略(sabotage)的全球流动与转变——从“无为之盾”“破坏之矛”到“斗争之策”

近代同盟怠工运动策略(sabotage)经历了从西欧到美国、日本再传入中国的旅行历程。19世纪末伴随西欧工人运动高潮迭起，怠工、破坏机器等消极斗争方式被法国工团主义组织认可，产生了独特的“sabotage”概念，发展出一系列劳工斗争浪潮。这一斗争方法在20世纪早期传入美国，得到发扬光大，但已削弱了激进性。一战后，日本无政府工团主义复苏，工人运动开始采用sabotage策略应对日本当局的严酷压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中国知识界通过日本舆论与工团主义文献开始了解并引介sabotage斗争。“sabotage”概念在全球流转过程中激进性减弱，进入中国职工运动实践时，工团主义色彩几乎消失，怠工的策略性与技术性得到保留与发展，在民国时期的民众运动中持续发挥着作用。

成运楼

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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