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论商周之变，有股为商纣王翻案之风，称他打破了商人无限崇拜神仙的陋习，任贤使能，并成功地镇压了东夷叛乱，应该是位贤德之王，只不过是被周人给抹黑了。在此基础上，他们完全否定了周人，称周灭商是落后文明取代了先进文明，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可历史果真如此吗？

武王伐纣的关键一役——牧野之战，《尚书·武成》篇曾提到：“（商军）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在决定商、周命运的关键时刻，一代“贤德”之君商纣王的部队竟然出现了倒戈相向的局面，怎么会这样？

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商纣王军队主力此时远离商都，正在山东镇压东夷叛乱；因此，商纣王被迫临时组织军队来抵御周人的入侵。这些临时部队当然不如商纣王精锐那么忠心，战斗力也不强，所以才会阵前倒戈。

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太可靠。

在武王伐纣前，商纣王确实曾经派兵镇压东夷叛乱。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分析，商人与东夷的这场大战，持续长达260多天，而且战事极为惨烈。《左传·昭公十一年》在评价这场战事时就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可见，即便商纣王最后取得了这场胜利，但也损失惨重。因此，商军主力镇压东夷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但商人镇压东夷之战是在哪一年？

《左传·昭公四年》中也提到过这场战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从这句话可以判断，在商纣王讨伐东夷之前，商国曾在黎国附近举行过一次大型军事活动。黎国即耆国，位于今山西省长治西南。据清华简《耆夜》记载，在周武王八年的夏秋之交，毕公率周人攻占了黎国。当时商王都所在地，就在太行山脚下；黎国落入周国之手，这意味着周人之刀已经伸到商人头顶，随时都会砍下！

为了抢夺回战略高地，商纣王被迫派军队上太行，前往攻打黎国。商周之际，国家一年四季都会组织模拟军事训练的打猎活动，分别称作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既然商国军队此行被称为“黎之蒐”，那么应该就是在周武王九年的春天。就在此时，东夷人见商王国将主力调上了太行山，也趁机发动了叛乱。最终，这引发了商与东夷之间长达260多年的惨烈大混战。这就意味着，商人镇压东夷之战，在周武王九年底前后就已基本结束。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伐纣是在他执政第十一年的甲子日，此时商人镇压东夷之战结束已有一年多时间。早就意识到周人威胁的商纣王难道还不能将主力调回商王都，来防范周人？

因此，牧野之战中商人军队并非主力的说法并不可信；商人军队的阵前倒戈，必然还有其它原因。

沙文汉先生在《中国奴隶制的探讨》一文中，对于商人军队的构成有过详细论述。他认为商人军队的构成中，很大部分为奴隶兵。

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人在修建宫殿时存在殉人的习惯。而且在宫殿周围的杀殉，还有着比较固定的格式。殉人位置存在内外之分，葬在内部的大多不携带武器，仅宫门之处的殉人有执戈（或带犬）；葬在宫外则是军队，有官有兵，分为车兵和徒兵。除车兵和军官为全身葬外，其余的普通士兵都是杀头葬。杀头葬的士兵，不但没有明器陪葬，甚至武器都是集中摆放。

这一现象充分证明，商人军队中等级分明，普通士兵即便是成为了商王警卫兵，身份依然是与猪、羊等牺牲一样，地位极其低下。而军官和车兵不但是全身葬，往往还另有殉人和明器陪葬。这种现象说明，即便是在商人军队中，普通士卒也大部分都是奴隶。

此外，从现代考古发掘的多处商代遗迹看，殉人数量也极其众多。1976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商代王陵东区发掘了一系列商代祭祀遗迹，属于商王武丁到禀辛时期。在这些祭祀遗址中，竟然发掘出多达1300多人的人牲。在1950年发现的河南武官村商墓中，陪葬人多达五十二名：其中，有棺、有随葬品的人殉十三具；其余陪葬人则身无外物，被当作了人牲！

从这些考古遗迹来看，商代社会的奴隶数量是极为普遍的，甚至连在人殉时都区分“殉人”和“人牲”——这种阶级性的差异文化，甚至被带入了地底下！

为能与强大的商人对抗，周人也有意识地利用了商国内部的这种阶级鸿沟。

清华简《系年》记载：“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所谓“帝籍”，就是将周人旧有的籍田制，套上祭祀上帝的名头，来吸引商人底层的投奔。籍田制，就是原始的农村公社生产模式：公社成员不但政治地位相对平等，在公田之上的劳作完成后，私田之上的收获还能全归农民个人。如此平等而且获得独立经济收入的帝籍制度，对比商国奴隶制生产模式，无疑相当于一场土地革命！

牧野之战中商人军队中的多数奴隶兵之所以会临阵倒戈，其政治基础正是周人所创立的“帝籍”制度。因此说，周人推翻商人统治，本身就是一次历史的巨大进步！

从考古发掘出的各类遗迹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证实。

综合各地考古情况，学者们发现周时人殉葬制还存在，但并不普遍，而且多集中于西周早期。从已发掘、有殉人的周代墓葬看，周人所用人殉数量极少，与动辄杀上几十、上百人陪葬的商人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到目前为止，考古所发现殉人数量最多的周人墓葬只有四人，远逊于商人。至于祭祀用人牲，就更加罕见。西周时代的祭祀人牲案例，仅见于洛阳北窑村一地，属于新建房屋时的杀殉。由于此地为殷遗民集散地，这更有可能是商人遗族所为。（《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四章 商周制度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再从《左传》相关历史记载来看，制度性恢复了殉葬制度的两个诸侯国，分别是秦国和宋国：秦国是自秦穆公开始，宋国是从宋文公时开始。而这两个诸侯国，都是殷商后裔的国家。而其它周人后裔之国，虽然偶尔有出现过殉人现象，但却没有制度下恢复殉人文化的记载。

从以上这些分析可看出，即便是周代奴隶并未断绝，但在文化上并没有将奴隶视为牲口、任意宰杀了。这难道还不是历史的进步？

公正地说，商纣王并非人们印象中的一无是处的庸君。以《史记》对他的描述看，商纣王文武双全，是位人才。从各类史料看，商纣王执政能力之强，也超乎人们预期。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最终变成了暴君的史实——正因为他能力太强，所以才会“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自认智力高人一等，别人都不如己，才会固执得听不进他人劝谏，慢慢地堕落成了只能听阿谀奉承的暴君！

商纣王刚愎自用而且暴虐成性，商国社会又是落后的奴隶制社会，商国不亡，更待何时？将商纣王本人执政过程中少数几个亮点放大成文化上的先进性，确实是有些过了。

所以，周人灭商确实应该是一次历史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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